创建于明初的揭阳城隍庙，已于1990年代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庙以广东省内同类古建规模最大、建筑最有特色，以及相传的神灵最显而有较高的知名度。

揭阳城隍庙所供奉的主神——城隍显佑伯，与庙宇一样，也有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拥有众多的善信，其奉祀形成独特的文化，对和谐、幸福社会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前些时候，“揭阳城隍庙会”被公布为揭阳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的一项，成为揭阳的一个文化品牌。

关于揭阳城隍庙的灵显，地方史乘中屡有记载。好像清人林大川所著《韩江记》，其卷5《速报司》写到：“我潮神明最显赫者，潮阳双忠、揭阳城隍……”，卷7相关文章中，又再次写到：“揭阳县城隍神极灵赫，凡有突异，庙庭木棉树辄出烟，都有所见。”

其实，就是水棉树不出烟，也能“有所见”。譬如雍正《揭阳县志》卷8《杂记·罔誓神谴》写到明朝中叶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就可证明：

昭灵庙原系民郑义户地，嘉靖元年奉文毁淫祠，有坊民曾姓谋买之。义诉于官，曾诡呈上司，批府行勘，有亩麦在郑册，曾又逆理强辩。使同誓于城隍神。曾誓，旋吐血死。有党者曰：曾家人多死吐血，此偶耳。党者亦旋死。今亩麦尚在义户。

这样的历史故事，难免有点危言耸听，但揭阳城隍惩恶扬善的坚决与果断，也就让人赫然在心了。于是城隍的威严被推到极顶，加上往时庙宇阴森可惧，以致榕城旧时有着“无病去城隍领”的俗谚产生。

不难理解，如果城隍仅仅以惩恶扬善为功能，许多的香客也会敬而远之。它几百年来香火持续旺盛，“里媪都娘杖孙襁子，筐菰荔，俎鸡豚，长跪献楮者膝相接”，还在于神明能使风调雨顺，能够为众信排忧解难，为良善输财送福，为官府断案安民等等，有着广泛的接地气的神功。乾隆年间两任揭阳知县的广西桂平人刘业勤，以长于吏事而知名，这位智商极高的地方长官，碰到某些难了断的案子，也常常祷求城隍协助。他在《重修城隍庙碑记》（载乾隆《揭阳县志》卷8）里写到：

予每遇疑难狱，亦有质成于神。其黠者、悍者初甚倔强，及睹庭阶爽飒，心骇目愕，辄输服，恍有神禠其魄者。予以是愈嘉神绩，芘神庥，匪第祷雨祈晴如响斯应已也。

而前此的明末天启时，知县冯元飚则是常到城隍祈雨，所写相关文章历历载诸方志。也许是到了清代中叶，城隍能够协助官府的，已不局限于布雨驱旱，而是增容涉足公案处理了。

这就难怪城隍为何能够成为官民一致崇拜的偶像。

笔者是无神论者，但现在无意于寻求科学知识来解释城隍灵赫的现象。而且以为对于因为神明显赫而趋拜的这一民俗现象，轻易以“迷信”目之，应该说是武断和草率的。诸神之所以有的显赫，有的平庸，或者与供奉场所的环境氛围、历史积淀的威力等等，有着相当的关系，而且不一定运用“科学”就可完整地揭示，使然，那还是神，还能叫“神”吗？不管如何，揭阳城隍在历代揭阳社会安定与人民群众心理调适上发挥过长期而且巨大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和抹煞的。

正因如此，城隍信仰作为一个地方文化现象，肯定还有较长的生命力。据说最近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也是揭阳籍的学者陈春声先生，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名人名家讲堂”发出预言：“民间信仰会代代相传”。以揭阳城隍信仰的前世今生观之，我乐意“谓为信然”。